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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张居廉明传》 作者：朱东润

弁言

朱东润

二十余年以前，读到鲍斯威尔的《约翰逊博士传》，我开动对于列传文学嗅觉很大的兴味，但是对于文学的这个部门作念切实的研讨，只是一九三九年以来的事。在那一年，我看到一般东谈主对于列传文学的不雅念还瑕瑜常糊涂，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发展，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作念一番斩伐禁绝的使命。

宗旨既经决定，开动研读。除了中国作品之外，对于西方文学，在列传作品方面，我从勃路泰格的《名东谈主传》读到当代作者的著述；在列传表面方面，我从提阿梵特斯的《东谈主格论》读到莫洛亚的《列传综论》。天然，我的本事有限，所在地的书本也有限，但是我只好尽我的力量在可能规模以内前进。

在这几年以内，络续写成的《中国列传文学之发扬》《列传文学之前途》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》《列传文学与东谈主格》和其他几篇文字发表了，莫得发表的也有几篇。除了散篇之外，本拟论说中国列传文学之趋势，但是因为参考书本费事，只可写定一些概要，未能完成；完成的只好《八代列传文学述论》一本十余万字的著述。

对于中国列传文学的发扬，总算拼凑有些明白，但是明白往日，天然不是斥地未来。佛家所谓“阅尽他宝，终非己分”，是一句纤悉无遗的名言。要想为中国文学努力，专靠称扬古东谈主、论说故籍，其恶果只落得“阅尽他宝”，谈不上承先启后的使命。一般文学如斯，列传文学亦然如斯，是以决定实地写一本列传。这是一个尝试，奏效诚然很好，失败也不错给我方和别东谈主一些教化，骨子亦然一种奏效。我方对于失败，底本不嗅觉很大的恐吓，况兼当今无论若何都有极度的成立呢！

写稿的主见决定，其次即是体式的问题。我方认定寰宇是所有这个词的，文学是所有这个词的，在近代的中国，列传文学的意志，也许不免过时，但是在不久的未来，例必有把咱们的意志荡漾上前、扼制落伍的一日。史汉列传的期间往日了，汉魏传奇的期间往日了，六代唐宋墓铭的期间往日了，宋代以后年谱的期间往日了，乃至比较好的作品，如朱熹的《张魏公行状》、黄幹的《朱子行状》的期间也往日了，横在咱们眼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来列传文学的发扬。咱们对于古东谈主的著述，要明白，要了解，要玩赏，但是咱们毫不承认由古东谈主专揽咱们的前途。古东谈主专揽今东谈主，纵使有东谈主主张，其实是一个不成忍耐、不成设想的谬论。

西方三百年来列传文学经由抵制的发扬，在体式和内容方面起了不小的变化，假如咱们采用这一条道路，咱们究竟采用哪一种样式呢？

最闻明的著述天然是鲍斯威尔的作品，一部《约翰逊博士传》成为祖传户颂的文章。这里咱们看到一位不修姿色的博士和他的很多一又友，咱们听到他们筹商文学，筹商政事，乃至于筹商栽树鬻果一切碎裂的小事。有时约翰逊来一次恶谑，哈哈大笑，剩得被嘲的鲍斯威尔怨恨我方的不幸。约翰逊笑也有，骂也有，但是他的学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时候，刻画先生爱妻间的爱恋，蹑手蹑脚，更引起哄堂的狂欢。这是生计，因此这部著述成为不灭的作品。但是要写成这么一部作品，至少要作者和传主在生计上有密切的关系，尔后才有论说的契机。至于作者文学上的素养和鲍斯威尔那种特有的精神，都是这类著述的必要条目。

另外一种是斯特拉哲的《维多利亚女王传》。这是一部近代的著述，掀开“当代列传文学”的局面。在薄薄的二百几十页里面，作者刻画女王的生平。咱们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，看到她的保姆，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。咱们看到英国的几位首相，从梅尔一又到格莱斯顿和迪斯累利。这里有英国的政局，也有寰宇的大势。但是，一切只在这一部薄薄的小书里面。作者莫得冗长的引证，莫得烦琐的雠校。假如咱们甘冒比较不伦的危境，咱们不妨说《女王传》很有《史记》那几篇名著的丰神。这一部书掀开一个新的局面，其实不是未必的事。但是，一九四三年的中国似乎还不是淡薄这一类著述的时期。英国东谈主有那种所谓情有可原的精神，他们晚世以来那种艰深的作品，一部《格莱斯顿传》即是数十万字，一部《迪斯累利传》即是一百几十万字，他们的基础坚固，任何的记录都要有来历，任何实际都要有根据。在这个情形之下，斯特拉哲摒除一切艰深的论证，探赜钩玄，天然坐窝使东谈主修葺一新，夺取特有的地位。但是，斯特拉哲的著述正筑在阿谁坚固的基础上头。尽管有很多东谈主称谈这个写法，但是依我的愚见，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国，决定不成写成那样的名著。中国东谈主效法他的写法，只会写成那种含讥带讽，似演义不是演义，似史实不是史实的作品。二三十年以来的中国文学界，转化的次数不在少处，但是还莫得养成谨严的风气。称谈斯特拉哲的东谈主虽多，谁能铭记这薄薄的一本也曾参考过七十几种的史料？仲弓说过：“居敬而行简，以临其民，不亦可乎？居简而行简，无乃太简乎？”朱熹《集注》：“言自处以敬，则中有主而自治严，如是而行简以临民，则事不烦而民不扰，是以为可；若先自处以简，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，而所行又简，岂不失之太简而无圭表之可守乎？”这说的是政事，但是雷同也适用于文学，莫得经由谨严的阶段，不成谈到浅易；底本还是浅易了，再淡薄浅易，岂不失之太简而无圭表之可守乎？是以，斯特拉哲尽管写成一部名著，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国，不是淡薄这个作法的期间和地点。

那么唯有谈到第三个作法了。十九世纪中期以来的作品，常常是那样的烦琐和冗长，但是一切都有来历、有凭据。笨重确是有些笨重，然而这是磐石，咱们要求磐石坚固可靠，便不成不承认磐石的笨重。十九世纪以来的作品使东谈主厌弃的，不是它的笨重，而是取材的不知抉择和握论的不成中肯。这两点，从斯特拉哲的著述里咱们不错得到启示，不错学会很多的要津。莫洛亚挫折这派的著述，认为他们抱定推奖传主的宗旨，因此他们所写的作品只是一种谀墓的文字，徒劳博得遗族的欢心，而丧失文学的价值。这个辩论，确然获取咱们的怜悯，列传成为推奖的文字，便丧失自己的价值，原是一个无庸赘述的风趣。

中国所需要的列传文学，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、有凭据、不忌烦琐、不事推奖的作品。至于取材有抉择，握论能中肯，这是关联作者素养的事。在作者入部属手的时候，莫得一个不抱如斯的期许，但是能否达到这个主见，一切只可付之读者的评判。孟子说过：“智，譬则巧也；圣，譬则力也。由射于百步之外也，其至，尔力也；其中，非尔力也。”力的方面，咱们应当努力；巧的方面，不一定是单凭努力不错办到的事。

作法既经采用这一种，便得详情一个传主。我也曾说过：“任何东谈主都有我方的寰宇、我方的一世。这一世的记录，在优良的列传文学家的手里，都不错成为优良的著述。是以鄙人州小邑、杳无东谈主烟中，田夫野叟、痴儿怨女的生计都是列传文学的题目。”这是一个空想的说法，事实上还有很多必要的截止。一个闲居的东谈主物不成引起读者的细心，是以作者对于这么的传主唯有专揽致密的文学妙技，从东谈主格分析方面入部属手，使读者对传主的本性感到久了的怜悯，然后始能了解寰宇上任何一个东谈主都有独到的价值。不外咱们所能纯粹明白的，只好最有限的几个东谈主，假如当前不是替他们作传的时候，在这方面，骨子便无从入部属手。在西方文学里面，闲居东谈主物的列传还瑕瑜常地稀罕，这是一个根由。

因此，只可从伟大东谈主物入部属手。一九四一年的秋天，恰是我夷犹不定的时候。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东谈主物不在少数，但是在入部属手的时候，很多曲折来了。有的东谈主伟大，但是他的伟大的限制不一定为我所了解。有的东谈主的伟大是我所了解的，但是而已方面，不是少到无从探取，即是多到无从打理。抗战技巧的藏书楼，里面的损成仇概述，是尽东谈主皆知的事实；抗战技巧的书生，生计的勤奋和疲劳，亦然尽东谈主皆知的事实。是以在择取传主的时候，更有很多记挂。其次，在动笔的时候，还得辩论写稿中的曲折。传主的期间太远了，咱们对于他的生计，永远嗅觉到一层隔阂；太近了，咱们又常常因为助长在他的影响底下，对于他的一世，不成得到全面的明白。那一个秋天，我因为传主的选拔，经由不少的可怜。

临了才决定了张居正。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东谈主物虽多，但是像居正那样划期间的东谈主物，确切数不上几个。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，这整整的十年，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，再莫得第二个和他比较的东谈主物。这个时期以前数十年，所有这个词的政局是紊乱，以后数十年，照旧紊乱，只好在这十年之中，比较明朗的期间，中国在耐心的景况中，获取一定进度的发扬，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。他是以成为划期间的东谈主物者，其故在此。但是居正的一世，永恒莫得得到众东谈主的了解。“誉之者或过其实，毁之者或失其真”，是一句切实的月旦。最善意的驳倒，比居正为伊、周，最坏心的驳倒，比居正为温、莽。有的推为圣东谈主，有的以至斥为畜牲。其实居正既非伊、周，亦非温、莽。他诚然不是畜牲，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东谈主。他只是张居正，一个受期间陶熔而同期又想陶熔期间的东谈主物。

但是，很多曲折的问题来了。

第一，居恰是简直莫得私生计的东谈主物。当代列传文学，常常细心传主的私生计。在私生计方面的刻画，不错使文字纯真，同期更不错使读者对于传主发生一种亲切的感念，因此更能了解传主的东谈主格。但是对于居正的私生计，咱们所知谈的太少了；明代东谈主条记里面，也许有一些记录，咱们为介怀起见，不敢节略采用，这一个遗憾，几于无法弥补。

第二，居正入阁以后的生计中心，只好政事。因为他占有政局的全面，是以对于其时的政局，不成不加以论说。艰深、琐屑，都是例必的恶果，但是不如斯便不成了解居正。也许有东谈主以为史传中的东谈主物，寥寥数百字，不错挈举其时政局的大致，为什么要这么地挥霍文字？不外，任何一篇史传，只是全部正史的一篇，在史家专揽互见之例，尽可言在于此而意喻于彼，这是列传文学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。

最曲折的是一般东谈主对于明代大局的明白。全球知谈居正总练名实，但是要他们举出名实是奈何地综核，他们便有些飘渺。一个筹商中国文学的大学生不知谈明朝内阁的轨制，一个筹商政事的大师不知谈明朝骨子政事的专揽，并不是一件荒原的事。尤其不幸的是东谈主们那番“好古”的精神，因为好古，是以不知当代，乃至不知和当代接近的期间。一般东谈主知谈秦始皇筑长城，而不知当今的长城是杨一清、余子俊、翁万达、杨博等所筑的边墙；他们知谈隋炀帝开运河，而不知当今的运河是宋礼、万恭、李化龙、曹时聘等所凿的水谈。常识界这种知古而不知今的习气，使得他们对于近代的事态，发生一种隔阂。说少了，他们不会显然；说多了，他们会嫌烦渎：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。

这很多曲折的后头，还有一个难题，即是材料的费事。《明史》《明史纪事本末》《明纪》《明史稿》《明会典》这一类常见的书本，诚然不错得手，但是进犯的材料如《明实录》，就恰是一部不成节略看到的书，除了间见援引之外，竟无从利用，不成不算是一件遗憾的事。

主要的史料仍是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四十六卷。以本东谈主的著述，为本东谈主的史料，恰是西方列传文学的常规。一个东谈主的作品，除了特意作伪一望即知者之外，对于我方的记录，其确切的进度常在其他诸东谈主的作品以上。对于这少量，天然还有一些截止：年岁精深，对于早年的回忆、印象不免糊涂；奇迹完成，对于当先的动机，讲明注解不免迁就。对于事的明白，不免看到局部而不见举座；对于东谈主的评判，不免全凭主不雅而不成分析。东谈主类只是无为的，咱们不成有过大的期待，但是只消咱们防备推考，常常能从作者的一切踳驳矛盾之中，发现事态的真相。西方列传文学以传主的作品为主要的材料，其故在此。

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四十六卷的母本，是明刻《太岳集》，卷数同。在这四十六卷之中，共奏疏十三卷，书牍十五卷，文集十一卷，诗六卷，《女诫直解》一卷。除《女诫直解》之外，一切都和居正生计关联，天然是最佳的史料。但是事实上这并不是居正全集的原貌。居正进白莲、白燕颂，见《明史》，今聚集有《白燕曲》而无《白莲颂》。居正为高拱墓铭，见书牍卷十四《答司马曹傅川书》，今不见文集。居正有《请令六合度田疏》，略见《明史纪事本末》，今不见奏疏。张嗣修《编次先公文集凡例》言“先公文集，在旧记室所者，自嗣修等逢难，十余年后，始得完归，存者十八，逸者十二；如少年所作诸赋，全逸；应制诗，敕撰文，逸十之二。仅据存者编次之，凡为诗六卷，为文十四卷

这四种著述的编次，也不一律。假如举座都用纪年的程序，对于后东谈主天然是一种便利，偏巧嗣修等要分类，尤其是诗集、文集，非经由一番研读参证的功夫，不成推定某篇是某年的作品，而推定的恶果，只是一种假设，不是详情，是以史料的价值，不免受到影响。

辛亏奏疏、书犊的篇次，大体是纪年的，是以拼凑不错寻得一些端绪，但是纪年之中，还不免有些分类的意味。奏疏十三卷之中，前十一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，尔后二卷为入阁以前的作品。书牍十五卷，前十三卷为居正入阁以后的作品；第十四卷为居正与徐阶书三十一篇、与高拱书四篇以极端他与徐、高二东谈主关联的书牍；第十五卷为报亲信书，与王世贞、世懋昆仲书，以及入阁以前的作品，而以示幼子懋修书附后。一切都看出那种编次无法的容貌。

最诧异的是书牍诸篇的标题。嗣修自言：“先公书牍，自旧记室所携来，盖嗣修等遭家难十余年所，而手泽完归，考其年月，似裁答俱无恙也。或有举其官，缺其号，或有举其号，缺其官，或官号俱备，或直举其讳，凡例不定。嗣修等不敢以己意追补，仍其旧日授秘书语耳。”

即就纪年的奏疏及书牍而论，所谓“纪年”，其实只给一个先后的轨则，并莫得注明某疏、某书作于某年某月，也莫得指实某卷是某年某月之作，纪年的作用，骨子还不成充分，一切待从史实方面推比证验，始能得到一个大致的情形。不外比诗集、文集要每卷、每篇单独推寻的，还是便利了很多。

要为居正作传，当前所有的材料，只好这少量点。倘使看到《明实录》，对于居正入阁十六年中的治绩，一定不错得到更多的明白；倘使看到同期诸东谈主的文集，对于居正一世的史实，一定不错得到更多的参证。但是莫得办法，一切的空言，遮拦不了材料的概述。我感到彷惶了，几番想把这个主题搁下，但是还有一些贪恋，终于竟把这本列传写成。这是为的什么？我认定列传文学的写成，不完全是材料的问题，同期还有写法的问题。蒙尼辨耐的《狄士莱里传》写成六大厚册，一百五十万言，在材料方面，可称毫发无憾，但是莫洛亚的《狄士莱里传》继此出书，不妨为一本闻明的著述。华盛顿早年的日志，直到最近方始发现，对于他早年的恋东谈主，还无从确命名姓，但是华盛顿的列传，还是出到五百种以上，并莫得因为材料的不完备而住手。“大学之谈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”，全球知谈有一个“至善”，也知谈这个“至善”是无法完成的，但是东谈主类并莫得因此而住手对于“至善”的努力。也许咱们对于居正的臆度，不免糊涂少量，其实从他对于国度的关系讲，东谈主物不成不算伟大，只消列传文学的风气一开，以后再有十种乃至百种张居正传，并不是不成设想的事。那么这一本材料不甚完密的著述，替全球作念一个先行者，未始不是尽了一份必要的职守。

其次对于文字方面。我写《读诗四论》和其他几本书的时候，用的文言，因为这很多书中，充满文言的引证，为求本文和引证的合营起见，天然以用文言为妥适。但是在写的时候，常时嗅觉到一种新的意境，必须专揽新的笔调，才莫得言不及辞的遗憾。自后写《八代列传文学述论》，用的语体，即是这个根由。用语体写的时候，也有两种曲折。第一，本文和引证彰着用两种体裁，读者最易嗅觉文字的不谐和，这是不可幸免的曲折。其次，语体的语汇比较费事，因此在论说的时候，常时有借用文言语汇或另行创造的必要。这个曲折亦然雷同无可幸免，不外最近数年以来，这么的写法还是成为风气，文字语言都在抵制地出动，全球在这个风气之中也就以为无可非议。“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”也许二十年以后又有一种变化，一切留给未来的东谈主月旦吧！

这么便引到对话的问题。对话是列传文学的精神，有了对话，读者便会嗅觉书中的东谈主物逐个如在当前。一篇《项羽本纪》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秦始天子游会稽，渡浙江，项羽和项梁往不雅，项羽说：“彼可取而代也。”项梁掩其口曰：“无谎言，族矣！”这是两个东谈主的对话。项羽要杀宋义，他说：“将尽力而攻秦，久留不行！今岁饥民贫，士卒食芋菽，军无见粮，乃饮酒高会，不引兵渡河，因赵食，与赵并力攻秦，乃曰：‘承其敝！’夫以秦之强，攻新造之赵，其例必举赵，赵举而秦强，何敝之承！且国兵新破，王坐不安席，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，国度抚慰，在此一举，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，非社稷之臣！”这是项羽誓众的宣言。其后鸿门之宴，项羽、范增、项庄、沛公、张良、樊哙都有语言，文字相等纯真，尤其是樊哙入见的那一段。项羽按剑说：“客何为者？”这是问樊哙的，偏巧樊哙不答，张良说谈：“沛公之骖乘樊哙者也。”项王才说“壮士，赐之卮酒”，这又是叮嘱追随了。一切都写得错综变化，使东谈主嗅觉格外的活跃。

这个写法，在演义家手里，成为最佳的用具，当代列传文学家也常时采用这个写法。但是列传文学是文学，同期亦然史。因为列传文学是史，是以在记录方面应当追求真相，和演义家那一番虚拟结构的立场，霄壤之别。这少量莫得看清，便会把列传文学引入一个令东谈主不成置信的境地；文字也许纯真一些，但是付出的代价太大，究竟是不甚划算的事。

在写这本书的时候，只如若有根据的对话，我是充分利用的，但是我担保莫得一句凭理设想的话。这里另外也有一些曲折。从前东谈主记对话，常常无用活的言语，而用死的文字。举例谷应泰记严世蕃入狱以后，徐阶和刑部尚书黄光升等筹办的一节：

阶固已豫知，姑问稿何在，吏出怀中以进，阅毕曰：“法家断案良佳。”延入内庭，屏控制语曰：“诸位子谓严令郎当死乎，生乎？”曰：“死不足赎。”“然而，此案将杀之乎，生之乎？”曰：“用杨、沈正欲抵死。”徐阶曰：“别自有说。杨、沈事诚犯六合公恶，然杨以计中上所讳，取特旨，沈暗入招中，取泛旨。上睿智，怎能自引为过？一入览，疑法司借严氏归过于上，必盛怒，在事者皆不免，严令郎骑款段出京都府矣。”

这不会使东谈主服气徐阶和黄光升等是这么语言的。显然少量儿说，从前东谈主把口语翻译成文言，当今咱们必须把文言仍旧翻回口语，这一类翻译的要津在经史方面有极度的根据。《尚书·尧典》：“帝曰：‘畴咨若时登庸？’放都曰：‘胤子朱启明。’帝曰：‘吁，嚣讼，可乎？’帝曰：‘畴咨若予采？’欢兜曰：‘都，共工方鸠僝功。’帝曰：‘吁，静言，庸违，象恭滔天。’”这是一段诘诎聱牙的文章。太史公《五帝本纪》便完全自新了，咱们看到：“尧曰：‘谁可顺此事？’放都曰：‘嗣子丹朱开明。’尧曰：‘吁！顽凶，无用。’尧又曰：‘谁可者？’欢兜曰：‘共工旁聚布功，可用。’尧曰：‘共工善言，其用僻，似恭漫天，不可。’”太史公作念过一番翻译功夫，文字便相等地明白。假如太史公生在本日，那么看到咱们把谷应泰的文言翻回口语，一定不会感到诧异。

在把文言翻回口语的时候，咱们应当细心这是翻回明代东谈主常用的语言，而不是翻译成当代东谈主常用的语言。咱们对于明代东谈主的语言未必有很明晰的看法，但是不妨认为明代东谈主不会用当代特有的语汇，不会用当代变质的文法，不会用当代稗贩的幽默。在这几方面加以细心，也许不错得到明代东谈主语言的大致。略略曲折的是明代帝、后的语言。封建帝后早已跟着期间而隐藏了，咱们莫得契机和他们斗争。他们是和普通东谈主一样地语言吗？照旧同脚本所写的一样，平时亦然称“孤”谈“寡”吗？从我所见到的大约他们照旧和普通东谈主一样。神宗生母孝定太后说过：“说与天子知谈，尔婚典将成，我当还本宫，凡尔动静食息，俱不得如前时闻见训教，为此忧想。”

最可喜的是居正奏疏中间留住很多对话的记录，如《谢召见疏》

同期咱们还得知谈，即是居正所记的语言有时虽写成文言，其实文言和语体底本莫得完全的界限，而在语言之中，为求语言的简练，常时有由语体转成文言的倾向。讲课的时候，西宾有时采用近乎文言的语句，以便学生条记，恰是闲居习见的事，况兼奏对之时，更觉“天颜”当前，不许冗长烦琐呢？

这本书的大体蓄意是在一九四一年决定的。次年春间，写成《八代列传文学述论》。本年春间，重新写定《中国文学月旦史大纲》，是为师友琅邪馆着述第四种、第五种。在这几年之中，一切剩余的时分，都铺张在这本书上，骨子着笔是从本年一月三日开动，八月六日杀青，是为师友琅邪馆着述第六种。

也许有东谈主看到大传的称号，嗅觉少量儿诧异。列传文学里用这两个字，委实是一个独创。“大传”底本是经学中的一个称号，尚书有《尚书大传》，《礼记》也有大传，但是在史传里从来莫得这么用过。不外咱们应当知谈中国的史学起始于经学，一百三十篇的《史记》只是效法《春秋》的作品：十二本纪效法十二公，七十列传效法公羊、穀梁。“传”的原义，有注的道理，是以《释名·释典艺》云：“传，传也，以传示后东谈主也。”七十列传只是七十篇注解，把本纪或其他诸篇的东谈主物加以应有的谛视。既然列传之传是一个援经入史的称号，那么在列传文学里再来一个援经入史的“大传”，似乎也不算是破例。

几年以来的心力，所成立的只是这本很闲居的著述，我方的学力只是达到这个阶段原是望洋兴叹的事。我的但愿，底本只是供给一般东谈主一个参考，知谈西方的列传文学是奈何写法，奈何不错先容到中国。我只掀开园门，使人人明白里面是奈何的园地，以后游览的东谈主多了，援助花木的也有，修拾园亭的也有，只消园地每日忻悦，即是掀开园门的东谈主被忘却了，他也应当幸运这一番使命不是莫得道理。《法显行传》记法显经由沙河的一节：“沙河中多有恶鬼炎风，遇则皆死，无一全者。上无飞鸟，下无走兽。遍望极目，欲求度处，则莫知所拟，惟以死东谈主枯骨为标识耳。”在一个茫恢弘缘的田地，咱们唯有踏着前东谈主的脚迹，行为我方前进的道路，前东谈主对于咱们所尽的职守恰是咱们对于后东谈主所有的义务。无论奏效或失败，当今的努力对后东谈主都是一个进犯的参考。

我应当趁这个契机，对远处的两个东谈主暗示忠心的感谢。

二十余年的生计养成我不事家东谈主分娩的习惯。我独自飘摇外乡，难得在寒暑假中且归一次。对日作战以后，我从越南入国，绕到抗战的大后方，从此莫得看到故里。家事的刑事职守，儿女的教授，以及环境的应答，一向我不外问，当今更落在一个东谈主的肩上。我莫得听到怨恨，也莫得听到居功。尤其在闾阎腐朽以后，场所的情形更坏，斗大的一个县城充满最复杂的事态，海角游子的家属剩得举目无亲的境地，但是我永恒莫得听到归罪和愁诉。正因为有东谈主把所有这个词心力对付家庭，我才能把所有这个词心力对付使命。我我方的成立只好这少量点，但是在我历数这几种着述的时候，不成忘怀数沉之外的深闺。我认为在我的一切成立之中，这是和我共同使命的伴侣。

还有一个更远在万里之外，现正在作念一次海外的旅行。咱们明白远在三十余年以前。咱们也曾共同受过小学西宾的教化，共同听过泰晤士河的波声；之后，在共事十余年之中，又共同玩赏过东湖的初月、乐山的暮钟。在咱们共事的中间，他的著述我也曾都看过，我的作品也莫得一本不也曾由他的商订。这本书写成的时候，他不足看到，但是当先的蓄意，也曾和他筹商。从他那边，我得到不少的荧惑，不少的协助；但是以前因为常常碰头的关系，莫得嗅觉致谢的必要。当今我得告诉他，万里波浪的重洋，遮断不了平生许与的友谊。

努力啊，我愿有更好的成立，呈文一切友好的认真。

自序于重庆柏溪寓斋

一九四三年八月六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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